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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问真答:匈奴打到过欧洲吗?

时间:2016-03-11 20:43 来源:网络新媒体 作者:孱弱的小编 已围观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族群历史要有历史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一群的血缘传承、语言习俗、名号认同在历史长河中都受着各种因素影响,而在不停的流转变化之中,这些范畴本身不可能恒常稳定,互相之间也没有不变易的对应性。

 

匈奴单于国本身是挛鞮/虚连题(单于家)、须卜、丘林、呼衍等有限几个部族的联盟所建立的草原游牧汗国,这个核心之外的别部、名王(自然,还有其属民)则既可能是跟核心匈奴类似的族群,也常有其他部族的丁零、鲜卑、羌、西域胡以及中原人。在单于政权不复有号令诸部的实力以后,既可能发生这些别部或主动或被动地使用了汗国的名号,也有本是核心匈奴的采用了别名或成为了其他政权别部的现象。

 

公元前 2 世纪匈奴周围的国家地区

 

带着这种观点,我们再来看经历了公元 48 年大分裂以后的匈奴的故事。

 

内附东汉的南匈奴这支想来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们主要被安置在山西中部山区,西晋八王之乱中在刘渊的带领下独立,建立了前汉、前赵等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匈奴政权失败后,这些内地匈奴后裔也并没有迅速被“民族融合”掉,在北朝隋唐,他们仍然大量分布在晋中山地和陕北高原一带,被叫做“步落稽”或“稽胡”,直到唐帝国稳定之后,随着编户齐民化与新的蛮族们被安置到相关地区,消失在历史之中。

 

北匈奴的去向相比南匈奴来说,实在要飘渺得多。在第一世纪后半叶,北匈奴在连续天灾和汉廷、鲜卑的多重打击下,不再成为蒙古高原的一支势力,仅在北疆草原上偶尔骚扰西域的记录中出现。之后的百余年中,因为东汉放弃经营西域,他们不再出现在汉籍的记录里。

 

在三世纪成书的《魏略·西戎传》中再次记录了当时的匈奴单于庭,让我们知道仍有一部分匈奴人在北疆-哈萨克草原的额尔齐斯河和七河地区一带又建立了汗国式的统治。不过,它与核心匈奴的关系并不明朗,何况因为游牧汗国本身的联盟性质,如同月氏与西汉郅支单于的旧例一样,这个汗国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它确实被曹魏使者当做一种匈奴。

 

匈奴等游牧民的家乡——亚欧大草原

 

然后,随着四世纪中期的草原气候剧变,与西晋帝国的崩溃同步,在中亚地区开始有一支又一支被波斯人称作 Xiyon(Xionites,匈尼特人)的蛮族从哈萨克草原向南侵扰。

 

这些人被印度人称作 Huna,用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qhoŋna/完全可以勘同。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叫他们 hwn(粟特文转写),与目击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一致。依据这种现象,假设在哈萨克草原建立的那个匈奴汗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使得其治下部族的联盟被周围民族统一称作类似 Huna 的读音,并在他们离散后仍然带向周围,应当是合理的推断。

 

这些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 Huna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 Huna)。他们在当时的中亚和北印度建立了诸多政权,使用字母文字、发行印着国王头像和王号的银币,在血统和文化上都很难说与冒顿单于的后人还有多少直接联系,但他们被称呼的名号确实与汉人所说的「匈奴」,应当是同一词语的对音。

 

公元 400 年的草原。图中Yuehban(悦般)、Chionites(匈尼特)、Kidarites(寄多罗)、Huns(匈人)都是与“匈奴”相关的部族

 

可以说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俄草原也有一支部族从哈萨克草原迁徙而来,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但是,以名号、地望、和时间综合考虑,很难相信他们与中亚的匈尼特人没有联系,大概可以推断他们确是中亚匈奴汗国部族联盟的参与者,但是是一支比较边缘的部族。

 

所以,匈人和名为匈奴的人群之间,就是这种说是阿尔戈之船式的联系都很勉强的关系,然而他们的名字又确实很可能是同一个词。说到这里,想必您已经可以明白民族继承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五世纪中阿提拉在中欧建立的匈人帝国昙花一现,在他死后分崩离析,匈人主力退回了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又形成了名为保加尔人(Bulgars)的部族联盟,七世纪一支保加尔人再次南下巴尔干,并斯拉夫化,成为现代保加利亚民族历史的缘起。留在草原的保加尔人,据研究与仍生活在那里的楚瓦什突厥人有密切的语言学亲缘关系。

 

公元 7 世纪旧大保加利亚衰后,保加尔人的迁移路径

 

而匈牙利人的名字,虽然带有匈字,其实并不来自 Hun 这一称呼。匈牙利的主体民族自称马扎尔人(Magyar),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在 8、9 世纪,Hungary 一名本作 Ungari(不过确乎是受了威名煊赫的 Hun 一名的影响,在后代被错误地加上了 h),指的是古代保加尔人的一部——Onoğurs 人,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马扎尔人与 Onoğurs 有传承关系。不过与保加尔人以及 Onoğurs 一名的突厥词源不同,即使今天,马扎尔人使用的仍是一种芬-乌戈尔语系语言。

 

 

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古人“毒”的概念:他们对毒物与巫术是分不太清的。中国古代“蛊”、“毒”并称,律条中把下毒杀人的案件当作巫术杀人来办。《唐律疏议·贼盗律》:“诸造畜蛊毒(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大清律例·刑律·人命》:“置造、藏畜蛊毒,堪以杀人及教令造畜者,斩。”

 

不仅普通官吏与平民,即使皇室与史官也弄不清杀人的到底是毒药还是巫术。《隋书》记载秦王杨俊被妻子毒死:“俊颇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于瓜中进毒。”但在《北史》的记载中,杨俊是被蛊术致死,死后枕头里还爬出蜘蛛:“俊疾笃,含银,银色变,以为遇蛊……二十年六月,薨于秦邸……帝及后往视,见大蜘蛛、大蛷螋从枕头出,求之不见。穷之,知妃所为也。” 

 

同样的,古人记载的某些毒物也是不可置信的玄学。例如著名的鸩毒,号称拿鸩的尾巴浸一下水便造出剧毒,“百虫吸之皆死”,用犀牛角蘸下水又可解毒,鸩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文人屡次以之指代毒酒,才频见记载。

 

中国史籍中羽毛带有剧毒的鸩鸟其实并不存在,不过史官没有相应的毒理学知识,将大部分中毒案例统称为“被鸩”

 

在近代化学与毒理学成形之前,古代人从动物与植物来源提取的毒剂,纯度、毒性没有当代文艺作品中渲染的那么玄妙,而气味、味道更难遮掩。我们熟悉的毒药砒霜,在宋朝时才最先开始被用来害人。

 

因而,古代虽然确有负责“尝”君王饮食药物的试餐员,其职能却不是替君主被毒倒,而是靠尝味、嗅觉、实物检测等来判断食物有无变质或掺毒。

 

一般人理解的“太监试吃替君王去死”,历史上也有发生,《国语‧晋语二》记载了骊姬强迫小臣试饮毒酒的故事,但这只是一出安排好的戏,是为诬陷太子申生下毒而为,并非古代君王防毒的常态

 

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述了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积累的数千类毒物的味道与气息等经验。普鲁塔克在他的作品中提到了罗马皇帝的试餐员多靠舌尝来判断食物质量,而嗅觉比味觉更靠谱。

 

按文本记载,这种试餐员在春秋时代的中国和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已经出现。在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唐朝以后的中国都进入了正式的宫廷制度。中国宫廷体制中“尚食局……当进食,必先尝”,“尚药局……药成,先尝而进焉”。

 

卢浮宫馆藏的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器皿,描绘的“司酒人”就有试餐的职能

 

而且与一般人想象不同的是,负责试餐者并不是可以随便被毒死牺牲的贱役,在内宫外朝分别不大的早期专制帝国,一般都由君主身边的亲贵近侍兼任。

 

托勒密王朝的创始人、公元前 3 世纪的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童年好友、贴身近侍,也是亚历山大的试餐员,在东征时历任大将,在亚历山大死后的“续业者战争”中夺下埃及。1598 年-1605 年的俄国沙皇鲍里斯一世,是宫廷侍卫出身,与沙皇伊凡四世的亲军总管女儿结婚后,也做过伊凡四世的试餐员。之后鲍里斯将女儿嫁给伊凡四世的次子,伊凡暴毙、次子即位后,鲍里斯以国丈身份实际摄政,最后接任帝位。

 

在内宫制度繁琐的成熟专制帝国,负责试餐事务的人者也是内宫中的中高级官员。

 

在希罗多德与色诺芬等人的记载中,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的波斯帝国,皇家试餐员是内宫要职,出任者不是波斯大帝们最宠信的廷臣,就是重臣高官的儿子。厨子、仆役们先在厨房和宫廷走廊里试吃了大帝的饮食之后,再由皇家试餐员在帝王的面前当场试吃检验。在《唐六典》中,从后周开始,宫中负责试餐的是“内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试药的最终环节得由皇储亲自试吃:“饵药之日,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次皇太子尝,然后进御。”

 

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尼希米就是公元前 5 世纪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司酒人”兼“试餐人”

 

试餐制是最常用办法,但也没法做到替君王、皇室防备所有饮食中的毒药。因为策划暗杀与政变的内宫势力只要足够庞大,骗过甚至收买试餐员就是等闲易事,下毒只是个避免争斗明面化的过场,不比明刀明枪杀人更难。所以在成熟专制帝国,试餐员的效用实际取决于后宫局势的变化消长。

 

例如西汉的霍光家族权势极大,只消给宫廷女医淳于衍的丈夫许下升官的诺言,就能收买女医毒死汉宣帝的妻子许皇后,轻易绕过宫中的防范。但在汉宣帝准备反击、立许皇后子为皇储时,霍氏家族试图毒死太子就屡屡失败。太子的老师和保姆无法被收买,在太子每次进餐时都要认真试吃:“霍显……复教(霍)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早期罗马帝国。按塔西佗与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被妻子阿格里庇娜毒杀,因为他的试餐员哈洛图斯就是阿格里帕在后宫结党的关键成员。

 

阿格里帕的儿子尼禄皇帝在毒杀克劳迪乌斯的儿子不列颠尼乌斯时,连配毒药的人都不换,仍选用母亲倚之毒死继父的那个药师。骗过不列颠尼乌斯的试餐员,只消先给不列颠尼乌斯进奉无毒的开水,待试餐员喊烫,马上换成带毒的凉水。但尼禄想要毒死在宫廷中势力根深蒂固的母亲阿格里庇娜,就始终未能成功威胁利诱母亲的仆人侍从下毒,只能制造翻船事故淹死母亲。

 

至于中国人熟知的银针探毒,在清朝的刑侦记录中才开始出现,实际只能检测砒霜中混杂的硫杂质,探毒成功纯属巧合,皇室试毒并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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