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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主义——美国人经历过的“文革”?

时间:2015-09-01 18:48 来源:网络新媒体 作者:孱弱的小编 已围观
常常有将“麦卡锡主义”与中国的文革相比较,比如,称之为“白色文革”。麦卡锡主义到底是什么?其主导者麦卡锡,是否真的诬陷了无数好人,美国民众是否也陷入到“歇斯底里”、“集体迫害”?答案或许出乎你的预料。

 

文 | 赵新宇

 

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身负约瑟夫·麦卡锡那样多的谴责与争议了,以他冠名的麦卡锡主义是政治压迫和白色恐怖的代名词,以至于大洋彼岸的专家教授在抗议本国政府对知识分子施加的审查压力时,都要强调“警惕麦卡锡主义”。

 

▍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

 

美国强大的媒体,对麦卡锡主义大加鞭挞,甚至将其与中国的文革相提并论。以至于今天人们一提起“麦卡锡”,都掩鼻避让,虽然可能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麦卡锡是谁?为什么他能在民主国家发起“白色恐怖”?他的指控都正确吗?

 

最有权力的美国人

 

1950年,参议员麦卡锡提出,他掌握了美国政府等几百名“共产党员名单”,舆论大哗,此后,他不断提出证据不足的指控,质疑数百人的忠诚度,直到50年代末,大众的热情冷却,加上他爆出了个人丑闻,逐渐失势,此后声名狼藉,“麦卡锡主义”也成了美国人反复践踏的名词。

 

不过,和其他“白色恐怖”的发起者们相比,麦卡锡的职位远不如他们显赫。从他崛起到失势,他都只是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是一百人参议员中的一个。这远远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领袖”、“元首”。

 

为什么在素称民主的美国,一名参议员却可以拥有“最大的权力”?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介绍一项属于立法机构的宪法权力:国会调查权。

 

国会调查权,一般指国会为了立法或监督政府的目的,通过检查有关记录、传唤证人、召开听证会等手段来查明真相的权力。说是宪法权力,其实它并未在美国宪法文本中得到明确规定,而是被视为承袭自英国议会和北美殖民地议会的历史传统,是国会立法权的附带权力。

 

▍图为尼克松涉入“水门事件”后参议院召开听证会实景,国会有权通过这种方式来查明真相

 

自1792年国会调查权被首次使用后,从宽解释其范围的观念就占了上风。1857年,一项立法规定凡被两院传唤作证却拒绝回答者,可因藐视国会的罪名被起诉,最高将处以高达1千美元的罚金或长达1年的监禁,首次以法律文本确立了国会调查权。

 

尽管不是司法调查,国会调查受到的限制却可能比司法调查更少: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证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引用这项权利来拒绝回答司法机关的问题是合宜的;然而,引用这项权利来拒绝回答立法机构的问题则可能致诸多不良后果。

 

例如,纽约市宪章第903条就规定,若城市雇员引用第五修正案,来拒绝回答立法委员会关于其公务行为的问题,就会失去他的工作。不少私人机构也会谢绝雇佣那些忠诚度存疑的人,麦卡锡主义最为知名的一群受质疑者,就是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的那些娱乐业从业者,这个黑名单并非政府主导,而是以沃特·迪士尼为代表的好莱坞高管与保守派舆论配合形成的。

 

麦卡锡依赖的就是这么一条规定。1946年一项法案将传唤证人的权力授予参议院所有常设委员会,帮他搭好了舞台——他主持的“政治压迫”基本都在参议院公开进行。

 

▍会议上的麦卡锡

 

要用威慑力有限的调查权撬开证人的嘴,麦卡锡必须尽情挥洒死缠烂打的气质,他为每个传唤到听证会的证人,都准备了“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以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有没有加入过共青团?”、“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你是否同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系列连珠炮式的问题,连当事人的性取向也可能拿来质询。

 

为了获取信息,麦卡锡也常拿监禁来威胁那些不配合的证人,他还时常把证人及嫌疑人的名字公开,令他们声名扫地。他的“白色恐怖”手段大概也就只有这些,据敌视麦卡锡的历史学家Ellen Schrecker统计,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有数百人遭到囚禁,10000-12000人丢掉工作。

 

美式文革的终结

 

然而,Schrecker没有提起的是,因为恐惧东窗事发,很多正牌苏联间谍逃回东欧,刚好撞上政治清洗,有的被处决,有的举家被关进古拉格,待遇实在比在美国被捕差太多。讽刺的是,受到这样折磨的间谍,通常都对共产主义忠心不改,哪怕他们没能等到平反,最终死在狱中,也没有留下过任何一句后悔之语。

 

▍“古拉格”最初是苏联政府管理全国劳改营的一个部门,后又被引申为苏联改造营。图为Danzig Baldaev所绘的“Drawings from the Gulag”

 

除了地位偏低,麦卡锡和一般的“领袖”、“元首”还有很多不同:一不掌控军队,二不掌控警察,同时,媒体还始终没停息过对他的质疑。

 

他公开嫌疑人姓名的威胁之所以能奏效,全赖民众的狂热支持。

 

当时,对大多数美国公众而言,“红色恐怖”是真实存在的,麦卡锡放肆运用调查权时并未让他们觉得有多少问题。1953年,麦卡锡登峰造极,启动了600多次调查,而在1954年1月,他的支持度也达到了巅峰,盖洛普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对他持正面看法,只有29%的人反对他;在“最受尊敬的人”里,麦卡锡排名第四。

 

▍“麦卡锡应得到嘉奖,而不是指责”

 

然而,民意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1954年4月,一场军队指控麦卡锡以不正当手段帮人走后门的听证会被电视实况转播,虽没能查到麦卡锡本人违法违规,却暴露了他肆无忌惮、张口胡说的一面。当月麦卡锡的民意跌到了38%,之后徘徊在35%附近;而反对他的民意骤涨至46%,此后一直维持在45%以上的水平。参院内部也兴起了声讨麦卡锡的声势,他们在12月2日以67:22票通过了谴责麦卡锡行为的决议。

 

接下来,司法部门从程序上终结了麦卡锡同路人的权力。首先是在1956年,纽约市宪章第903条的规定被判违宪,一个人不能再因为拒绝在国会作证就遭到解雇的处分。接着在1957年,国会的无限调查权被最高法院终止,国会再也没有权力为了揭发而去揭发,为了调查而去调查——“宪法并未赋予国会揭露个人隐私的权力”。

 

具体到案情本身,是当事人可以拒绝告诉国会他认识的人中有谁“曾经是共产党员(但现在已经不是)”。

 

同样是在1957年,最高法院的另一判决认定,口头宣言要推翻美国政府并不违法,只有同时伴有积极颠覆行动者才能被问罪。

 

记者I.F.斯通评价这个判决说:“这一天将被载入史册,因为最高法院让政治迫害的日子一去而不复返了。”讽刺的是,斯通曾长期保持与苏联克格勃的秘密联络,直到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他才断绝这种关系,并继续批判美国政府。

 

▍I.F.斯通

 

需要为麦卡锡平反?

 

麦卡锡到底做的对吗?他是否真的掌握了苏联渗透的情报?美国当时面对的“红色恐怖”到底有多严重?这在整个50年代都是无法参透的迷雾。幸好,一份无心插柳的情报计划,为后世揭开了答案。

 

这就是维诺那计划。

 

1943年,美国战争事务部军事情报部门特种分部的负责人卡特·克拉克上校出于对斯大林的不信任,下令组织一小队人马专门研究苏联的加密外交电报,它本来是为了洞悉苏德之间是否存在秘密的和平谈判,以防止纳粹德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后将全部火力集中对付英美。

 

破译工作的第一份成果诞生时已是1946年,二战早已结束。被破译的电文对初衷并无帮助,电报显示,斯大林没有单方面讲和的倾向。然而,它们揭露的内容令美国人大吃一惊——所有电报无一涉及外交事务,全都是不折不扣的间谍情报。第一批破译电文里,有一封1944年自纽约发出,称苏联间谍已成功渗透到美国最绝密的原子弹项目中。

 

随着维诺那计划破译成果的增加,苏联间谍渗透的严重程度也逐渐浮出水面:不仅有大批原子弹开发资料被拱手送给苏联,帮助他们在1949年就成功爆破原子弹;从枪炮炸弹到喷气式飞机林林总总的常规武器资料也被交给了苏联人。

 

朝鲜战争初期,苏联制造的米格-15战斗机不仅大大强于美国的螺旋桨式战斗机,其性能甚至超出美国研制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直到美国手忙脚乱地研制出Sabre F86战斗机,才得以在技术上同米格抗衡。

 

苏联对美国政府的渗透力度同样惊人。在美国的多个机要部门——白宫、国务院、财政部、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里都有部分中高层官员实际是苏联间谍,后来他们还发现连维诺那计划的参与者中都有一个苏联间谍。

 

身居高位的间谍,有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及私人助理洛赫林·柯里,财政部第二号实权人物哈里·怀特,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高级助理邓肯·李,国务卿特别政治事务助理阿尔杰·希斯,国务院“美洲共和国部”负责人劳伦斯·达根。

 

▍被登上杂志内页的国务卿特别政治事务助理阿尔杰·希斯

 

其中不少还处于仕途上升阶段,假如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去世,由时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接替的话,哈里·怀特就会变成财政部长,劳伦斯·达根则很可能就任国务卿——等于让苏联人接手美国最高级别的办公室。必须要强调的是,维诺那计划揭露的苏联谍情只是冰山一角,破译电文仅占总量的3%。

 

然而,这些档案在当年并不为民众知晓,人们根本无法以此评价麦卡锡的作为。

 

90年代冷战结束后,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和苏联部分档案解密,人们这才确知,苏联人真的曾把美国渗透得千疮百孔。如何评价麦卡锡再次成为一番争议的热点,德克萨斯州更是想把维诺那档案揭露的情况写进教材,为麦卡锡平反。

 

▍维诺那计划

 

不过,《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的作者John Earl Haynes将麦卡锡罗列的苏联间谍名单与被解密档案证实为间谍的名单做过对比,发现麦卡锡指称的159名“间谍嫌疑人”中,只有9名是真正的苏联间谍,涉入过间谍活动的也只有10人。

 

他承认麦卡锡名单上的许多人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安全隐患,其中一些曾经是美国共产党或共青团成员,更多的曾经加入过与美共联盟的组织,同时他也指出,这个名单上还有一个“醒目的少数”并无安全隐患,如国务卿艾奇逊、马歇尔将军。

 

Haynes更进一步,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苏联间谍之所以一度在美国横行无忌,完全是因为美国官方对他们不加防范。如战略情报局负责人多诺万仅是贪图他们的语言长处和欧洲经验,就大量招募从西班牙返回的共产党员。

 

被高估的麦卡锡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麦卡锡的所作所为就有必要性。无论反对麦卡锡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绝大多数都高估了麦卡锡的作用和影响。麦卡锡出尽风头之时,美国官方早已开始检讨安全漏洞,某些功绩并非出自麦卡锡,同样的,某些迫害也并非来自麦卡锡。

 

在福克斯新闻的一个节目上,Ann Coulter要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O'Reilly提出了Dalton Trumbo,这人是“好莱坞十君子”之一,1947年他们拒绝回答国会调查的问题,成了好莱坞黑名单上最早的受害者——而麦卡锡掀起他的反共运动,已经是1950年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罗森堡夫妇,他们被认定是将美国核机密传给苏联的罪魁祸首而被美国处决死刑,联邦调查人员早在1950年1月就盯上了他们,很难说与麦卡锡有什么相关;至于将他们问以死罪倒是在麦卡锡声名鹊起之后,然而,更多迹象却显示美国政府只是想以死威胁,逼他们供出更多间谍来减刑,不想这二位竟慷慨就刑,为其政治理想做了牺牲。

 

▍冷战期间的美国,因被判定从事间谍活动而处以死刑的公民,只有罗森堡夫妇。左三为朱利叶斯·罗森堡,右二为艾瑟尔·罗森堡

 

从1946年起,民主党、民权组织、劳工组织纷纷开始内部清洗;1947年,杜鲁门政府启动了联邦雇员的忠诚检查程序,这一法令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得到进一步加强;FBI也对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全面紧逼,1948年,美国政府依据史密斯法案以煽动罪起诉尤金·丹尼斯及其他美共领导人……

 

这一系列行动收效很快,到1950年,共产党在他们一度深扎根基的那些机构里都只剩下些许残余势力——这一切当然与麦卡锡无关,而应当归功于美国左翼群体里那些“清党领袖”们。

 

麦卡锡虽然没有扫除到多少苏联间谍或美共领袖,却对美国对外政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内战。

 

国民党的迅速败亡,是麦卡锡主义兴起的重要契机。从拉铁摩尔、谢伟思到马歇尔,这些人之所以被麦卡锡盯住,也都与他们在国共内战中的作为关系颇深。

 

麦卡锡和他的一班同僚认定,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严重拖了国民政府后腿,应是苏联间谍上下活动的结果。反感麦卡锡的人如Haynes,压根就不相信美国的作为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他认定国民政府溃败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

 

不过,他若了解美国的停战要求和武器禁运发生的时刻多么关键,了解蒋介石如何高估美国支持而改变“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既定策略,恐怕他也不会再认为麦卡锡是完全的无理取闹。

 

麦卡锡主义兴起之前,美国外交决策高度依赖一群天真的“国际专家”。以被他冤枉的“中国通”拉铁摩尔为例,此人是蒋介石的美国顾问,在1938-1950年负责美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的联络工作。

 

▍1941年2月,拉铁摩尔(中)与蒋介石(右)、陈纳德(左)于蒋家中

 

1937年,拉氏访问过延安,在其回忆录中,他如此叙述对毛泽东的印象:“一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回忆延安之行一节的最后部分,他更借同伴之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

 

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显示拉铁摩尔是在受苏联指令行动,但他的言行明显对中共大为有利,麦卡锡因而指控他为头号苏联间谍,他的调查虽然不了了之,却破坏了拉铁摩尔的口碑和信誉,此后,拉氏专心学术,再也没有涉足政治相关的工作。

 

当然,美国外交方针的转变也未必与麦卡锡直接相关,很可能仅仅是美国官方为自己的角色转变而主动作出的调整。在50年代,大量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淡出了美国的核心部门,并不因麦卡锡主义受挫而扭转。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要数二战时曾主持原子弹开发的英雄奥本海默。经过一次持续四星期的国会听证,1954年6月,美国政府解除了他作为原子武器顾问的职务。这番遭遇让奥本海默也名列麦卡锡主义受害者名单,但事实上,此刻的麦卡锡已经在陆军听证会上遭到重创,变得不受参议院待见了。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通不过安全调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妻子、弟弟和弟媳都是共产党员,他自己也加入过共产主义组织“群众阵线”,连苏联同纳粹德国签订协议的消息都没能改变他的初衷,可见其信仰之坚定。

 

1943年初,奥本海默接触过苏联间谍,在当年8月向安全官员汇报此事时,他却撒了谎,说是听说的别人的事,经安全官员询问方才讲出实情。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奥本海默确实拒绝了苏联间谍的合作邀请,没有把原子弹开发的资料交给他们,他之所以想隐瞒,很可能是出于私交和共同的政治信仰,企图庇护那些在曼哈顿工程中鬼鬼祟祟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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